特别是记录半出声/静音讲话(subvocal speech）的那一部分，实质上根本无法辨识/理解为成型的声音(patterned sound)。也许很矛盾，作为对他的理论的一种证明，伯勒斯的录音远不如他的写作有力量。在我看来，他的文字的有声性(aurality）引出的反应要比机器的产物强得多。
那种写作的力量在《爆炸的车票》关于“写作机器”(writingmachines)的章节中显而易见。叙述者描述了一种“展览”(Exhibition)，包括“一间有金属墙壁磁性移动闪烁着蓝光和臭氧气味的房间”(《车票》，p.62)。当然，房间被安置在磁带录音机内部。正常情况下，叙述性的故事（fiction）都会跳过生产故事的技术（印刷机、纸、墨），并且在表现外部世界时，仿佛这种表现行为根本不需要物质的基础。伯勒斯将这种习惯从内到外翻出来，把“外部的”世界固定到技术制品的内部。这种做法在故事和体现它的物质手段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技术成为叙述行为得以演进的基础。这种技巧暗示，技术不仅只是用来表现既存思想的媒介，而且它本身就有生产(producing)思想的互动能力。因此争论的不仅是技术作为一种主题，而且作为一种能够生产各种新主体性的相互关系(articulation)。
展览中重要的磁带一录音性质，是铭写（inscription）和突变(mutation）之间既紧密结合又相互矛盾的力量。不像纸上的字迹，（录音机的）这种书写可以轻易地被擦掉并且被重写成另外的形式。当观众磕磕碰碰地通过展厅的十字转门，“一张张磁化的印刷品裹着颜料崩裂成冰冷的静默的矿物质从被消磁的展品上剥落下来”(《车票》，p.62)。这些描述指明了录音机对于伯勒斯的吸引力。与印刷品不一样，除非不断地更新，否则声音就会消失。声音的短暂性唤起了双重反应—在技术中发现物质的表情。一方面，磁带能够让声音保存很长时间。在此意义上，磁带通过将声音转化为铭写，对抗了声音的短暂性；另一方面，铭写可以被轻易地擦掉或者被替换。在此意义上，磁带复制了声音的暂时性。伯勒斯被两方面的技术所吸引。在耐久的媒介中铭写声音，适合他的信念：语言是物质的；相反，声音的延展性意味着介入行为的可能性，介入行为可以彻底改变或者根除录音。
第八章 信息论的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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