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规则和形式引起了现象的复杂性。区别在于，人工生命是从简单的一端出发，而不是从复杂的一端开始。在简单的一端，综合（synthesis）可以自发地向前推进；在复杂的一端，分析必须向后展开。在解释人工生命可以为理论生物学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时，朗顿将这种差异表达得更加清楚：“人工生命是关于人造系统的研究，这个人造系统展示的行为必须具有自然生命系统的特征；传统的生命科学关注对生命机体的分析。通过努力在计算机以及其他人造媒介之内合成具有生命特征的行为，人工生命是对传统生物科学的补充；生物学建立在经验性基础之上，将经验性基础延伸到地球上已经发展了的碳链生命（carbon-chainlife）之外，人工生命可以为理论生物学做出贡献，把‘我们知道的生命’(life-as-we-know-it)放置到可能的生命’(lifeas-it-could-be)这个更广泛的场域中。”[16]
形成或者影响这些陈述/声明的前提条件，已经被斯特凡·海尔姆莱希(StefanHelmreich）研究过了。海尔姆莱希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在圣塔菲研究所呆了好几个月时间。[17海尔姆莱希采访了美国人工生命界的几个重要人物，包括朗顿、雷、约翰·霍兰德（JohnHolland）以及其他人。海尔姆莱希总结了他的线人（向他提供消息的人）对于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的看法：“在我所采访过的很多人看来，世界’或者‘宇宙’是一种自洽的、完整的、封闭的系统，受低层次的法则支配。反过来，低层次法则又支持高级的现象。高级现象依赖基本法则，但不是简单的派生。”[18]海尔姆莱希利用来自采访的评论，描绘了一幅关于各种不同方式的迷人图景；据信，简单的法则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支撑复杂的现象。有好几位线人都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数学的。其他人则抱着被爱德华·弗雷金(EdwardFred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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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