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和政治实例”[6]。
另一个“愿望梦”是“不朽”。正如每一个生物学家知道的，必死性（mortality）根据规律作用，但针对细胞的规律与针对肉眼可见的人类的规律是不相同的；可以想象的到的是，最早的人类的细胞质的某些形迹依然存活在今天的女儿细胞中。由于细胞将他描述成“为了重新结合成BERNARD而选择的（卵母细胞）丛”，伯纳德回应道：“我是伯纳德(Bernard)”。但细胞回答说，“这里有很多伯纳德(BERNARD)”(BM，p.199)。在这种文化想象中，牺牲独一无二的身份，似乎不是什么难以承受的代价，因为回报的利益是难以置信的。这个主题最先是通过关于杰里（Jerry）和约翰（John）这一对双胞胎的叙事介绍的。就像苏茜一样，基于他们自己并不理解的原因，这对双胞胎也没有接受改变。除了偶遇维吉尔的母亲爱普里尔·维吉尔(April Vergil)之外，他们好像是在故事情节的小路上盲打误撞，因为关于他们的故事不知该向哪里发展。我怀疑他们的功能是为了介绍这个概念：某些人类已经经历过一种繁殖过的身份(multiplied identity)。“嗨，你就是我，兄弟”，一个对另一个说，“差别是次要的”(BM，p.149)。这个主题又回来了。当苏茜正在照镜子，看见一个形象从镜子里走出来，并且拉着她的手，因此她在改变的过程中就不孤独了。这个形象，绝不仅是外貌/魅影，而是一种细胞复原体(reconstruction)。“它们拷贝了她。复印了她”，苏茜认为(BM，p.245)。姐妹、李生、女儿，细胞复制安慰并引导苏茜，暗示唯一身份的失去，也许根本不是真正的失去。
尽管人类形式和唯一性被抛弃了，但后人类被包含在《血色音乐》中，因为它被用来象征一种必然理想化的东西身份、个性、完美的共同体、无瑕的相互交流，以及长生不死的结合体。改变的规模象征一种转换，而不是对普遍价值的彻底抛弃。自由人本主义的主体也许已经收缩到微观的维度，但并未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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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