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濒临危险的不只是超越。同样存在争议的是理性/理智的地位和作用。在一个明确地打算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场景中，史蒂芬森带了一支原子能的机关枪，这支枪曾经被用来保护希罗及其工作人员免遭赖飞的走狗跟踪。当机枪感染了雪崩病毒之后，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理性依然高高在上，它的显示屏向天堂辐射蓝色的静电。希罗发现硬开关然后将它关掉。在你要求它们之后，这些强大的计算机设想它们自己可以关闭。用硬开关关闭一台计算机，就像为了哄骗某人睡觉而切开他们的脊柱一样。但是，当系统雪崩之后，它甚至就会失去自我关机的能力，所以需要最原始的办法(强行关机）。”(SC，p.361)理性可能还处于优势，但是一旦神经系统在基本层面上崩溃，合理性就变得像报废的机枪一样毫无用处。波鲁什努力想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力争合理性与“现实主义”是相对的，因为现实主义总是把世界嘈杂的复杂性简化成各种可以把握和理解的概念。但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可能被装在我们设计的盒子里，还是不能回答到底是谁（或者是什么）在控制（如果不是理性）这个问题。如果人类的意识可以通过操纵它的基本编程水平来进行指派，我们就陷入了维纳关于控制论被用于残暴结局的噩梦。因为其编程组件相互冲突而导致缺乏自主性的后人类，与它的意识被其他人操纵的后人类自动机（机器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史蒂芬森经常嘲弄自己的设想，例如，他给自己的女主角，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白人女子，取名为“Y.T.”。Y.T.是“白人社会”(Whitey）的同音异形异议词(homophone)。但是，她告诉我们，“Y.T.”代表的是“对你最忠实的人/鄙人”(YoursTruly)。虽有这些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做法，但故事情节还是清晰地表明，拥有一个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意识，还是比根本没有意识好得多。一个机会均等的犯罪者，史蒂芬森在他的文本中用一些事情侮辱几乎每一个可以想得到的民族。这种讽刺的打击面非常广泛，以至于在他的言论中发现种族主义评价，就像在瓮中捉鳖（一样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他的主要角色，很显然，他们都是通过精心构思塑造出来证实和确保价值多样性的。毫无疑问，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最终被一个由非裔美国人朝鲜人、越南人、中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和年轻白人女子构成的同盟击败，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同样显露的是史蒂芬森为自己最尖刻的讽刺预备的目标。多元的种族可以被承认是同路人，因为他们都携带了愚蠢官僚的能指符号，三孔活页夹塞满了议事程序和指令，冗长累赘、错综复杂的语言杀死了脑细胞——当代社会中的我(me)。
第十章 虚拟性的符号学：描摹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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