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控制论中显得特别突出的反身性，也存在于进化论生物学中。由进化论生物学家提出的各种模型已经将文化态度和设想编码到它们里面。文化态度和文化设想是由他们建议进行分析的同一种历史形成的；就控制论而言，观察者和系统被相互反身性地绑扎在一起。只举一个例子，由杰罗姆·巴尔科、勒达·科斯米德斯和约翰·图比在《适应的心灵：进化心理学与文化的代际》中提出来解释人类进化论心理学的计算机模块模型，至少证明了信息技术在形成当代世界观的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它对于人类大脑功能的重要性是一样的。5毕竟，这些反身性的复杂性，不能否定或者取消体现在身体中的沉淀的历史的重要性。通过与文化意义共鸣的隐喻进行阐释，身体本身也是一种凝结的隐喻，一种物理结构，它的局限和可能性是通过进化的历史形成的，而这种进化史是智能机器无法共享的。人类与智能机器很可能进入一种共生的关系（例如，在计算机辅助手术的实例中已经如此）；人类可能被智能机器取代（例如，在日本和美国利用机器人手臂劳动的装配厂)；但对于人类怎样才能与智能机器无缝地连接起来，还是存在限制，因为机器人的具身与人类的身体是明显不一样的。因此，恐怖尽管没有在这种看法中消失，但已经不再是毁灭性的，转而形成一种更温和的对于社会、技术、政治和文化变化序列的看法。
欢乐的情况如何呢？对于一些人，也包括我自己而言，后人类唤起了令人振奋的前景：摆脱某些旧的束缚，开拓新的方式来思考作为人类的意义。在设想从在场/缺席到模式/随机的转换时，我曾经试图证明这些范畴怎样才能从内部(fromtheinside）进行转变，获得一些新的文化形态；如果它们还没有转变，这种二元性可能很快就会被新文化形态变成废弃之物。这个转变过程是由编码在模式/随机中作为在场/缺席的对立面的各种假设之间的紧张关系激起的。在雅克·德里达关于在场/缺席的推演中，在场与逻各斯、神、目的论结成同盟—总体而言，与起源的充实(original plenitude）密切相关，起源的充实可以奠定含义的基础，给历史的发展轨迹带来秩序和意义。[6在其他人中间，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Havelock）著作显示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这种起源的在场观念，如何授权和批准一个稳定的、统一的自我的方式，而一个稳定、统一的自我则可以见证和证明一个稳定、统一的现实。7通过这样那样的手段，关于在场的形而上学将意义前载到(front-loaded）了系统中。意义得到了保证，因为存在一个稳定、持久的起源。现在，解构用什么方式暴露系统的无能，以便设定它们自己的起源，进而取消含义的基础，造成意义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了一个熟悉的故事。由于在场/缺席的等级关系被打破了，缺席被赋予了比在场更重要的特权，所以缺失（lack）取代了充实(plenitude)，欲望(desire）霸占了确信(certitude)。在20世纪末期的思想中，这些变化曾经非常重要，但它们还是发生在在场/缺席这对辩证关系的界线之内。只有当在场被假定和呈现的时候，一个人才会感到缺失；只有当欲望对象被概念化，成为一种值得拥有的东西时，一个人才会被欲望所驱使。正如关于在场的形而上学要求一种起源的充实来表达一个稳定的自我一样，解构也需要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来表达对那个自我的破坏。
第十一章 结论：变成后人类，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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