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快刀斩乱麻(戈尔迪之结/Gordianknot)，申农和维纳对信息的定义，是为了让信息可以被计算为相同的值而不考虑信息所处的语境。换句话说，他们将信息与意义分离开来。在语境（Incontext）中，这是一个适当的、明智的决定；在语境之外(Taken out of context)，这个定义允许对信息进行概念化处理，将它当做一种可以在不同物质基质之间流动而不发生改变的实体(entity)，比如莫拉维克将大脑中的信息下载到电脑中的设想。讽刺的是，这种对于信息的具体化（reification）是通过理论用来定义信息的同一种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ing）行动实施的：理论将信息抽离语境；莫拉维克将理论抽离语境。由此，由于工程考量（engineering considerations）所必须的简化变成一种固定思想(ideology)，在这种思想中，具体化的信息概念似乎被认为是与人类思想的复杂性完全相称的[4]。
关于理论该如何运用，申农自己非常小心谨慎，反复强调他的理论只考虑通过传播渠道有效传递的消息，而不考虑这些消息所包含的意义。尽管其他人很快就赋予这个理论更加宽广的语言涵义和社会涵义，申农自己却抵制这种尝试。在回应阿勒科斯·贝弗里斯(AlexBavelas）在第八届梅西会议上关于群体传播（group communications）的报告时，申农谨慎地说，“(我没有看见）我用在传播工程（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中的信息概念与你在这里所讲的有多大联系……，这里的问题与寻找最好的符号编码没有多少关系……，而是关于发送什么？向谁发？送这类语义学问题的决心”。[5]对申农而言，将信息定义为一种概率，是一种战略选择。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不考虑语义学问题。他不想牵涉作为传播系统之一部分的接受者的思维定势(mindset)问题。这一点上，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以至于建议贝弗里斯区分传播渠道中的信息和人的思维中的信息，并且将思维中的信息描述为“主观的可能性”。不过，这些区分/概念应该如何界定和计算，他并没有清晰点的方法。
第三章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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