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结构信息暗示消息应该如何解释，所以必然会牵涉到语义学。消息概率与意义没有关系，与此完全相反，结构信息则必须通过对接受者思想产生的变化来考量。“下雨了”，坐在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的人和看着窗外下雨的人听到这句话，前者产生的结构信息值与后者是不同的。为了强调结构性信息与接受者思维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麦凯伊提出了一个比喻：“通过测量设备的变化，我们似乎发现了量化地谈论尺寸/体积/规模的方式。”[6这个比喻表明，思维所创造的表达具有双重价值。从一种角度看，它们包含关于世界的信息（“下雨了”)；从另一种角度看，它们是向后指向观察者的互动现象，因为这个信息是通过“测量设备”中的变化而被量化的。也即是说，是通过思维本身的变化来测量的。并且，人们是如何测量这个变化的呢？观察者看到一个接受消息的人的思维，即观察者看到了接受信息者思维的变化，思维的变化可以被其他人观察或者测量。这个不断向前的趋势具有反身性无限递归的特征。认为表达（representation）的本质(nature）和它的效果（effect）之间具有强烈的相互关联，麦凯伊的模型辨别了形式与内容、消息与接受者之间的共同构造。他的模型根本不同于申农和维纳的理论，因为它对反身性、信息和意义的关系进行了三方位的考虑。在梅西会议的语境中，他的结论是非常激进的：主体性/主观性，绝不是避之不及的泥淖，而恰好是促进信息与意义被链接的桥梁。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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