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如何量化这个模型。为了进行量化，需要利用数学模型来测量某个消息在消息接受者思维中激起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样会带来更多纠缠不清的问题。这些问题足以解释为什么麦凯伊的信息理论没有被广大电气工程师接受的原因。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工程师将可能写作、阅读和使用关于信息理论的教材。尽管麦凯伊的著作依然是英国学派信息理论的基础，但在美国，申农和维纳关于信息的定义却被奉为工业标准。
在美国，也不是每个人都承认这个标准。直到1968年，一位替美国政府工作的信息理论家，尼克拉斯·S. 察内斯(Nicolas S.Tzannes)向沃伦·麦卡洛克（WarrenMcCulloch）送去了他打算修正麦凯伊的信息理论以使之更具实用性的备忘录。[7]他希望重新定义信息，以便信息的意义可以根据语境而变化。并且，他还打算用科特莉(Kotelly）的语境代数（context algebra）作为量化地处理这些变化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察。他指出，关于信息的定义，申农和维纳从“是什么”的角度出发，而麦凯伊则从“做什么”立场入手。[8]这种提法强调申农一维纳理论中信息的具体化。剔除了语境，信息变成了像阳光一样失重的数学定量，进入一个纯粹概率的纯净领域，不再与实体或者具体的物质表现相关。为这种普遍性所付出的代价是，信息与表述相分离。当信息被用作表述时，正如麦凯伊的模型所示，它被当成了某种行动概念，而不是被当做事或者物。像动词一样，它变成了某人行使的某个过程，由此必然暗含某种语境和具体表现。为具体表现所付出的代价是（这种信息）难以量化，并且失去了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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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