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是什么”和“信息做什么”之间选择，我们发现了动态平衡和反身性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概念丛开始形成。将信息作为某种物(thing)，与稳态平衡结成了联盟。因为根据这种定义，信息可以转移到任何媒介之中，既保持了稳定的量值，又强化了动态平衡内含的稳定性。将信息视为行动，与反身性取得了联系。因为这样，信息对接受者的影响就必须被考虑在内。并且，测量这种影响，奠定了通过观察者的无限递归的反身性螺旋的潜力。动态平衡在第一波控制论中获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它更易于量化管理。反身性的失败，是因为制定或者限定语境被认为是无法操作的计划。在每一点上，这些结果都与历史偶然性有关一提供的定义、主张的模式、方便的技术，甚至参与者为了自己的观点而采取的结盟或者资源动员。将信息作为一种没有具体表现的实体，这种观念的形成并不是一个主观的决定，但也并非必然不可避免的。
具体化的模式与复杂性的表现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故事的下一阶段有重要体现。如果人类是处理信息的机器，那么他们必须具有让他们能够处理二进制代码的生物装备。根据这些条件建构人类的模型，就是麦克卡罗一皮茨神经元模型(McCulloch-Pitts neuron)。麦克卡罗皮茨神经元是一种初级模型。用麦卡洛克的话说，这个模型让控制论拥有了“血肉环境”。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这种被剥离下来的神经元模型进入思想中的普遍性、认知中的格式塔、对系统不能表述之物的表现这类复杂的问题。在这里，原理和模型之间滑动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在专注于硬科学（hard-science）方法的研究者之中，比如麦卡洛克，也倾向于隐喻性地使用这种模型，以便建立相对简单的神经系统与复杂的具体经验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线路所具有的无形的逻辑形式，通过修辞的方式，从作为模型的效果（effect）转移到模型的功效的原因(cause)。这个行动类似于柏拉图的后手，将有形的现实变成对抽象的逻辑形式的混乱体现。不像其他采取这种做法的人，麦卡洛克从未放弃自己对具体表现义务。在他的著作中，逻辑形式和具体表现之间的矛盾表明，当控制论进入身体自身神经功能的内部语境时，失重信息的观念/建构是如何变复杂的。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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