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逻辑史的女权主义批评中，安德里亚·奈伊（AndreaNye）追溯了相似的柏拉图式反手(Platonic backhands)。这种反手被用来发展类似于法律的强制性逻辑。[19]奈伊指出，这种做法总是被用于具体的历史、政治语境。在相应的历史、政治语境中，这些做法具有重要的社会内涵—这些内涵被掩饰起来，这些内涵被表现成先验的自然法则。[20]像逻辑学家一样，麦卡洛克剥离语境暴露（创造）普遍的形式；与逻辑学家不同，1947年的麦卡洛克不希望抛弃有形的具体现实。他正在寻找一种“经验的认识论”(empirical epistemology)，一种将具体的现实存在与逻辑命题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方式。托伊贝尔的反对击中了神经(神经元)，因为他坚持认为抽象不是现实的存在。
坚守一种经验的认识论，麦卡洛克不能通过将逻辑形式解释为一种有形的身体必须服从的普遍律令来支撑内容。需要一种缝合来紧密地链接身体和模型。这种缝合出现在他对原理的调用，这些原理先前在他乞灵普遍性的时候封存起来(装进黑匣子）。他重新计算/详述了两种情况，当他在机器人勾勒的认知形式的线路，被同事们认定为对皮质的听觉和视觉比例的精确再现时。现在，麦卡洛克——像骑士一样，从斜线出发攻击王后，同时将王后暴露在象的攻击范围内一已经双管齐下地抓住托伊贝尔。通过第一种方法，人类和机器被视为一样，因为他们服从同一种普遍规律，不管他们的具体原理/机制(mechanisms）如何。在第二种方法中，人类和机器人被视为一样，因为他们利用同样的原理。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见到的，这种双重攻击手段也被诺伯特·维纳及其同时使用过，当时年轻的初出茅庐的哲学家对他们的控制论宣言提出质疑。当控制论的主张受到挑战，这种手段就会出现，因为它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捍卫自身。如果原理/机制被密封起来，仅仅只是为了将人和机器人视为一样，因为他们（可以被用来）行使相同的行为。如果密封原理的黑匣子被打开（并且从精心控制的视角来看)，匣子里的原理看起来也是一样的，由此再次证明了（人和机器人）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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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