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人可以继续保证船的平衡。通过论证自动平衡是“无生命体和有生命体的统一”的要求，艾什比将自动稳定奉为一种值得普遍追求的状态（p.73)。
对于梅西会议，战后的语境在系统地阐述“什么可以当做自动平衡”这个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战争带来的激变，只有将环境考虑在内，自动平衡才具有意义，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因此，艾什比设想的自动稳定机是一种既包括机体又包括环境的装置。“我们的问题是机体如何与它的环境作斗争”，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要得到有效的处理，我们必须假定某种特定的环境”(pp.73—74)。这种具体性/独特性（specificity）通过自动平衡机的四个构件来表达，这些构件可以通过不同的配置来模拟环境一机体。例如：可以指定一个构件为“机体”，其余三个构件为“环境”；在另一种配置中，其中三个构件作为“机体”，剩余的一个构件作为“环境”。从普遍的方式表达，自动稳定机所关注的问题时：由于环境的某种功能E，机体能够找到一种反向的功能E，以使二者的产物产生稳定的状态吗？当艾什比问梅西会议的与会者，这种解决方案是否可以用于更高级的非线性系统，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elow）回答说，“一般不可能”(p.75)。不过，正如瓦尔特·皮茨的观察，机体继续生存这一事实意味着肯定存在解决方案。更准确地讲，问题在于解决方案是否可以用数学的传统来表达。反过来，这些限制通过模型的具体性构成了抽象问题和具体问题之间的翻译。因此，强调的重点就从寻找解决方案转移到表述问题的本身来了。
整个梅西会议期间，这样的动态反复出现。与会者渐渐将准确地界定想要什么的能力理解为建造能够行使人类功能的机器的决定性要素。换句话说，能不能造出像人一样的机器，关键在于能不能准确地告诉机器你想要它做什么。纽曼（VonNeumann）在第一次会议上阐述了这个论点，会议要结束（第九次会议）时，瓦尔特·皮茨又强调了一次。“就在会议的开头”，皮茨回忆说，“是否可以建造一种机器？用它来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这些问题常常被讨论。当然，现在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答案是，只要你确切地界定你希望机器做什么，原则上，你就可以生产一种机器来做”(p.107)。梅西会议结束以后，麦卡洛克在《思维的具体表现》一书中重复了这种动态，回应20多年来对语言具有重要影响的主张。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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