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洛克的《谬论的终结》是一个生动的证明：弗里蒙特一史密斯试图调和心理分析家和物理科学家之间的矛盾的努力没有成功。库别非常清楚实验主义者的态度，他曾经多次努力争取实验主义者的理解。第九次会议上，他克制自己的愤怒，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他将别人假定为“麻烦制造者”的精神病医生比喻为“根据自己的观察报告人类事实的自然主义者”。他通过对比指出，物理科学家忽视复杂的心理现象，偏爱简化的抽象模型。“实验主义者和数学家提出了他们的解释。同时，自然主义者提出了另外的观察，这种观察是关于自然现象更加复杂的说法，所以冒犯了实验主义者和数学家”。随着循环继续，“这些新的复杂性渐渐被接受，同时遭到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怀疑”[41]。通过这些话语，库别表达了他在梅西会议上陈述的观点。他只陈述事实，但其他人提供的阐释并不完善、甚至有些机械。当然，这种概括忽略了他用来解释同事行为的弗洛伊德学说架构。这种架构在它的观察以及麦卡洛克提及的事物中至少是一种理论负担(theory-laden)。[42]
我认为这种克制愤怒的陈述是库别的最后一击，似乎可以对应(inpoint/counterpoint)麦卡洛克在下一年的演讲中夸张的愤怒表现。它所描述和铭刻(describes and inscribes）的抵抗是双向的：从心理分析家到实验主义者，从实验主义者到心理分析家。对于实验主义者，心理分析加强了连接反身性与主观性的相关性链条，因为它给已经令人气馁的量化问题增加了无法证伪的无意识观念。很多与会者将反身性视为正常科学探究的死结，也毫不奇怪。
第三章 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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