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当某一种反身性观点像烟火一样熄灭时，其他反身性观点正在不断建构，甚至更具有生命力，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观点避免将反身性与无意识挂钩。坦普尔·柏林(Temple Burling）读了1954年出版的副本后向麦卡洛克写信：“我对梅西小组这么晚才关注无意识问题感到吃惊。对我而言，这似乎有点本末倒置。令人困惑的不是无意识的神经活动而是意识。无意识是一个大谜团。”[43]柏林的观点指出了另一条研究反身性的途径。多数与会者都采用这条途径，包括海因茨·冯·福斯特、玛格丽特·米德和格雷戈里·贝特森。他们都没有必要反对心理分析的阐释，因为这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希望演奏曲目的音阶/范围超过了意识/无意识的键盘上。他们希望创造另外的模型，可以解释观察者在建构系统时的作用的模型。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二分法是观察者/系统，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系统之内定位观察者和在观察者内定位系统。
循环的观察者
1969年临近退休的时候，弗里蒙特一史密斯（或者他的秘书）向历次参加梅西会议的人们写信说，他已经组织了三十多年，希望大家能够评价一下（梅西会议的）跨学科项目和讨论模式。显然，这种调查是一种生涯总结性质的行动；他在寻找对毕生工作价值的确认。一些回答毫无保留的坦率。吉米·萨维奇（Jimmie Savage）谈到一个年轻人被允许“与众多杰出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同场交谈”的感受。他说他常常发现自己在思考没穿衣服的皇帝，并且想知道他是否能够相信自己的感受。他承认“对他而言，控制论本身几乎是胡扯”[44]。杰拉德(R.W.Gerard)表达了相似的不满情绪，“会议期间没完没了漫无边际的话题给人造成深刻的挫折感，很少有令人满意的知识性结论或者完整的思想/论证路线”。他还说，“你可能记得这种挫败感有多么强烈，以至于不想参加后面的会议”[45]。这些人的回答之所以有趣，并不仅仅因为他们让人们了解了梅西会议，而且因为他们能够坦率地谈论自己的感受。“热情高涨”，萨维奇回忆说。相反，在梅西会议的副本中，情感（emotions）只有作为科学模拟活动的对象时才会被讨论，并且几乎从未被表达成与会者所体验的东西。与会者的信件与梅西会议副本之间的强烈反差，说明了主导会议的科学思潮。情感不在梅西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也许有很多原因，但归根结底可能是同一个理由：科学探索架构的建立要求忽略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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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