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弗里蒙特一史密斯的信中，海因茨·冯·福斯特将列入观察者视为控制论的重要议题。[46]他指出，在世纪之初，由于相对性理论(relativity theory）和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s）的出现，“一种最神秘的对象（object）被发现了，但它直至现在依然被谨慎地排除在所有的科学话语之外，即观察者’。‘他是谁？’这既是那些赞成酸葡萄策略的人愤怒的追问，也是那些认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必须包括科学活动主体的人严肃的追问，科学主体将观察放在第一位。”将观察者列入科学是没有先例的，他继续说。“列入观察者后，整个科学的方法论必须从零开始”。他很有雅量地声称，弗里蒙特一史密斯聚在一起的是研究科学的人而不是不同学科，所以能将关系放在讨论的中心(尽管会议副本很少承认这些关系)。他还说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很清楚列入观察者必然会成为一项跨学科的任务。在将“通信/传播问题”确定为重点时，弗里蒙特一史密斯希望梅西小组能够明白这个要求“对人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的话题。由此，科学将会通过一个总体性的框架统一起来，在研究“人”的同时研究正在研究“人”的人。控制论就是这个总体性框架。
第三章围绕信息实体的争论：关于控制论的梅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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