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3月，即梅西会议结束20年后，玛格丽特·米德和格雷戈里·贝特森坐在贝特森家的餐桌旁，罕见地联合接受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Brand）采访。布兰德向他们询问梅西会议的情况。他们一致承认列入观察者是控制论范式引起的重要问题之一。拿起一张废纸，贝特森画了一张关于传播/通信系统的草图（已经收入布兰德发表的访谈)。草图素描了一个有输入和输出的黑箱子，以及箱子中的反馈回路，箱子外面的空间标记为“工程师”。另一幅草图代表贝特森后来对控制论的理解。第一个黑箱子上面标着“维纳、贝特森、米德”的名字，被封装在一个更大的箱子里。在这张草图中，观察者已经被列入系统之内而不是站在系统之外。采访转向关于主导梅西会议动力时，米德说，“在这方面，库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她补充道：“麦卡洛克的脑子里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他把人家找来开会，但又不让说话”。贝特森接着说，“是的，他对长达五年的对话形态进行了设计—什么东西必须先说，然后再可以说别的”。布兰德问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贝特森回答说，“谁知道呢？”但米德认为这个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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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