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野蛮的、欲望的以及生产的整合，就是领土(laterre)。因为领土不仅是多样化的以及被分割的劳动对象，同时它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l’entité)、一个平滑的身体，它依赖于生产力，并作为自然的抑或神圣的前提预设而被占有。土地(le sol)可能是生产性的要素，以及分配的结果。领土是一个巨大的非生殖性的停滞，它作为生产的先在要素为公共土地的分配与使用创造了条件。领土是一个表面，在其之上铭刻了全部的生产过程，记录了诸多劳动的对象，劳动方式以及劳动力，对于货币和产品进行了分配。在此领土如同生产的准因、欲望的客体(正是在领土之上，欲望与它自身的压抑被联结起来)。领土化的机器(la machine territoriale)由此成为社会集群的原初形式，成为原始的铭刻机器，作为一个“巨型机器”(mégamachine)覆盖于社会场域之上。这一机器不能与机械机器相混淆。即便在最为简单的手工形式之下，机械机器已经包含着非人的要素，一种操控、传输抑或自动装置，它是人的力量的延长，它允许某种程度上的释放。社会机器与此相反，即便我们将社会机器与机器一起来加以思考，将其整合、内化为行动、信息传递以及运动机能的各个阶段的体制化模式之中，它仍围绕人而展开。社会机器构筑了一种记忆，没有这种记忆，人与它的(机械)机器就不能同步。机械机器实际上并不包含其整个过程的再生产的条件；机械机器依赖于社会机器为其构筑条件，组织它们，同时限制它们，禁止它们发展。需要等到资本主义以后，我们才找到了半自动机械生产的体制，它将记忆与再生产都占为已有，并通过对人的剥削来构筑自身。然而确切说来，这一制域预设了之前庞大的社会机器的崩溃。一部同样的机器可能是机械的，也可能是社会的，这取决于它们所屈从的不同形式：例如日晷曾经作为用来衡量时间的机械装置，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机器，用来再生产大炮开火的时间，抑或是维护城市秩序的机器。刘易斯·芒福德①发明了“巨型机器”的概念是为了将社会机器设想为某种集体性的实体，他在表面上富有合理性(尽管他并没有将这一想法推广到野蛮的专制体制之下)：“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弗兰斯·勒洛②的经典定义，将机器作为固定要素的联结来看待，由此，这一机器拥有其特定的功能，并在人的操控下发挥作用，以便转换运动，进行劳动，由此，人类机器是真正的机器。”①社会机器实际上是一台机器，这绝非隐喻，因为它呈现为一个静止的发动机，它进行着各种切割：流的提取物、链条中可拆分的部分，以及各个部分的分布。对流的编码隐含着整个操作过程。这是社会机器的最高任务，因为生产的提取物对应于链条中可拆分的部分，为每一个成员带来一些剩余，在全球体系的欲望与命运中组织生产的生产、记录的生产以及消费的生产。女人与儿童的流、羊群的流与谷物的流、精液之流、大便之流、月经之流，没有任何东西能逃避编码。原始的领土化机器，伴随着它精致的发动机，领土，已经成为一架社会机器抑或巨型机器，它为生产之流编码，为生产方式之流编码，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流编码。领土女神的平滑身体在土地上将各色耕种的空间、农耕工具以及人的器官重新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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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抑或近来人对人的剥削的社会。由此，西方发展脉络的真正普遍性就在其自身的特异性当中，并不在其自身之外，就在其与其他演进线条的差异性中，而不是在其相似性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Sociales,1969, pp. 92 – 96)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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