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西方激进左派的思想取向或可视为面对马克思思想中这一悖论而做出的一种阐释。他们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彻底批判的理论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可能的、富有现实性的革命主体。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晚期在《资本论》的写作中没有凸显的一个方面，从而造成了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在理论旨归上的分歧。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西方激进左派的思想较之马克思的思想更为完善。相反，两者在其所处的不同的历史时代都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面对资本这个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与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摒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简单的拒斥，而将对资本的批判孕育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冷静的分析当中。在承认资本对历史的贡献的同时，揭示其体系内固有的矛盾，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原则作为资本逻辑的对峙性一面，为革命提供可能性，为革命主体照亮前行的道路。这种对历史客观性的凸显让马克思的批判具有了某种现实的改变世界的力量。
但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伴随着机器大生产的拓展，劳动原则与资本逻辑之间日益趋向同构性，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显性的阶级正在消亡。强大的资本逻辑推动着社会如同一架自动运行的“机器”那样不断前行。资本固有的矛盾正在被体系内在消化，资本主义灭亡的时刻被无限期地延迟了。随之而来的是，革命是否可能？革命的条件何以可能？后一问题同时引发了革命主体是否存在、如何存在等相关问题。因此，重构历史发展的主体性维度成了迫切的时代问题。西方激进左派的各位思想家，诸如吉尔·德勒兹、拉克劳与墨菲、齐泽克、阿兰·巴迪欧以及阿甘本等，他们分别作为“后”学思潮当中的一员，虽然理论表述语言各不相同，但对革命与主体性的探讨是其共同的理论主题。
①[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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