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俄狄浦斯作为诸多要素之一，将文学还原为符合既定秩序的消费对象，某种对人毫无损害的存在。在此所关涉的并不是作者与读者人格意义上的俄狄浦斯化，而是一种俄狄浦斯的形式，人们借此使得作品自我囚禁，以便让这种富有表达性的微小行动去遮蔽意识形态的本质，后者所依据的不过是社会的统治性的符码。由此艺术作品被认为存在于俄狄浦斯的两极之间：问题式及其解决，神经症与升华，欲望与真理——在一种回溯中，它掌控着并重新分派着孩童时期那毫无结果的冲突；在一种前瞻中，它则发明了一种新的解决路径，这一路径所关注的是人的未来。这是一种在作品之内的转换，它所构筑的是所谓的“文化的客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没有必要将精神分析应用于艺术作品，因为正是艺术本身构成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分析，具有示范性的集体艺术。伪善的警告回响耳边：某种神经症，对于艺术作品而言是好的材料，但这并不适用于精神病，特别是精神病。我们区分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神经症的一方，它是可能性的创造者，另一方则是精神病的，它是异化的，它是破坏者……好像那些伟大的声音——他们穿透语法与句法，将整个语言变成为一种欲望——并没有言说精神病的本质，它也没有向我们指出精神病的并富有卓越的革命性的逃逸之点。让既定的文学直面俄狄浦斯式的精神分析是恰当的：正是文学展开了自己的超我的形式，较之那个没有被书写的超我更为有害。俄狄浦斯在成为一个精神分析的概念之前首先是一个文学的效应。在此总是存在着布勒东对抗阿尔托，歌德对抗棱茨，席勒对抗荷尔德林，以便让文学超我化，并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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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