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社会压抑的大量存在影响了欲望生产，但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原则：欲望生产了真实，抑或欲望生产并非其他，就是一种社会生产。在此，问题并不在于为欲望保留某种独特的存在形式，将其视为精神的抑或心理的现实，与社会生产的物质现实相对立。欲望机器并不是幻想的或者梦中的机器，不同于技术的机器和社会机器，从而构筑某种双重化的存在。相反，幻想总是作为二阶性的表达(expressionssecondes)，它源于两种机器在既定环境下的同一性。同样，幻想从不是个体的；幻想总是群体的幻想，正如体制分析②所表明的那样。如果存在着两种群体的幻想，这是因为某种同一性在两种意义上被解读：其所依据的是在构筑了这些幻想的群居性民众(masses grégaire)当中去把握欲望机器，抑或依据于将构筑了这些幻想的诸欲望的原初之力(forcesélémentaires)与社会机器相关联。由此在群体的幻想中，力比多投注于既定的社会领域当中，在其中包含着最大的压抑的形式。抑或相反，力比多参与到某种反-投注，后者导向既存社会领域内的革命性欲望(例如，19世纪最大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并不是作为一个理想模型，而是作为群体幻想发挥作用，换言之，欲望的真实的生产性的践行者使得现实的社会领域的“去-投注”[désinvestissement]或者“去体制化”[désinstitution]成为可能，以便达成欲望自身的革命化体制)。但在欲望机器与技术化社会机器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它们之间如果存在着某种差异，赖于它们之间所产生的不同规模的关系，这种差异只是制域上的差异。两种机器始终都是同样的机器，所不同的只是制域牧场(régime près)的不同，这一点在群体的幻想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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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那些文化主义者那里，存在着理性体系与投射体系(systémes projectifs)之间的区分，精神分析仅被应用于后一体系当中(例如卡尔迪纳[Kardiner])。尽管他们敌视文化主义者，但赖希以及马尔库塞都追随着这个二元论，只是他们对于理性与非理性都给出了不同的阐释路径。
② 体制分析(l'analyse institutionnelle)在加塔利的理论及其政治实践当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个概念所指需要回溯到加塔利于20世纪50年代热衷参与的所谓体制心理治疗(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的运动。1953年，体制心理学的学习者简·乌里(Jean Oury)建立了拉伯德疗养院(la clinique de la Borde)，随后这一疗养院也成了体制心理治疗的重镇之一。简·乌里试图颠覆既有的精神病院中的患者与护理者的关系。如果说之前的精神病院都保留着集中营式的构造，即一些护理队伍的成员对待病人就像集中营的守卫对待犯人一样，那么体制心理治疗则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构造来护理或者治疗那些有生命力的病人。体制化因而成为治疗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被缩减成一个治疗和监禁的场所，并将在不否认疯子的独特性的情况下构成一个生活场所。简·乌里认为，如果我们不讲精神病的话，是不可能谈论体制心理学的，理论化是与那些我们一直对待精神病的方式连在一起的，否则，这就没有意义。体制心理治疗所面对的正是精神病中的分(转下页)
第一章 欲望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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