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至此，我们看到了必须将这个时代视为德勒兹之世纪的第二个理由：德勒兹是后现代思潮中的建设者。长久以来，后现代主义总是作为思想的破坏者，在无限的延宕中消解一切。诸多的终结论在后现代思潮中涌现出来，其中包括哲学本身的终结。但德勒兹似乎是一个另类，他总能让被后现代主义者视为应被扬弃的诸多形而上学家“生产”出带有后学色彩的结论。例如斯宾诺莎的实体观念，它为德勒兹推演多样性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这种生发本身是一种独特的生产，它为后-古典时代的哲学探寻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对于这一点，德勒兹本人这样说：
我属于试图迫使哲学的历史死亡的最后一代学人之一……我这代中的很多人从未从哲学史中逃离出来，而另外一些人则借此发明一些特殊的方法、新的法则以及新的路径…我所选择的道路，在我看来，是将哲学史作为某种非自然性行为(buggery)抑或(同样的)视为完美无瑕的概念。我将自己视为在作者背后的人，我让他生出他的后代，尽管这个后代如同恶魔一般。这个孩子一定是作者本人的后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作者的确说了我让他说的一切。但孩子也注定是如同恶魔一般，因为它是从移动、滑动、脱臼以及诸多隐蔽的任务中获得了它的一切。而我很享受这一过程。①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1972, p. 16.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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