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反犹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虚假投射(Projektion)基础上的。它是真正的模仿行为的反映，在根本上与被压抑的模仿行为密切相关；事实上，它也许是被压抑的模仿行为的病态表现。如果说模仿本身是效仿周围世界的话，那么虚假投射则是把自身等同于周围世界。对于模仿行为而言，外在世界是内在世界必须努力加以遵从的一种模式，模仿的目的是把陌生的事物变成熟悉的事物；而虚假投射则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混淆在了一处，并把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说成是敌对的东西。主体即使被最大程度地加以保证，却无法被证明是一种自我冲动(Regungen)，它被划归到了客体范围内，成了未来的牺牲品。这种习以为常的偏执，除了服从于病态规律之外一无选择。但是，在法西斯主义制度下，这种行为却被政治利用上了；病态的客体总是被看作是符合现实；疯狂的制度变成了这个世界现实的合理规范，而对这种形式的任何一种反叛都被当成是神经错乱。极权主义制度所使用的机制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类似的比如有人类被压抑的性冲动，它总是通过在头脑中把周遭世界转变为残暴制度的手段，来维护并延续个人和民族的生存。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反倒总把他的牺牲品看作是迫害者，即对他自己所极力保护的人的迫害；而那些拥有最高权力和最多财富的人们，在打倒和铲除他们软弱无力的近邻之前，总是把这些人说成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威胁力量。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就是一种借口，但同时它又是摆脱不掉的。被选来作为敌人的人实际上已经被看作为敌人，其中的阻碍只在于，主体对于投射实体中自我份额与他者份额的区别还不够充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感觉都是投射。感官印象的投射就是我们史前动物时期的遗产，是自我持存和获得食物的一种机制，是人体准备用于斗争的器官的延伸。所谓作好斗争准备(Kampfbeteitung)，实际上就是高级动物对周围动静的一种反应不管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也不管对方有怎样的意图。人类的投射活动已经是一种自觉的活动，就像那些进攻行为和防守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反射活动一样。因此，人所建立起来的对象世界是一种产物，它“是深藏于人类内心深处的艺术，我们无法完全真实地捕捉它的运动规律，无法完全把它呈现在我们的面前”。[3]如果我们依据康德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认识批判，那么，事物的体系，即普遍的秩序，就会成为在生存斗争中动物器官及其自觉投射的无意识产物，而科学不过是这种体系的抽象表现而已。但在人类社会里，随着个体的形成，情感生活和理智生活区分了开来，并且需要个体对投射本身进行更加牢固的控制；个体必须同时学会对这种投射施以精炼和约束。由于人们在经济压力下学会了区分自己和他人的思想和感情，所以也就形成了内与外的区分，从而有可能形成距离和一致，形成自我意识和良知(Gewissen)。要想理解这种受到控制的投射，以及它使自己畸变成为虚假投射的过程(这正是反犹主义的本质所在)，我们就必须做进一步的思考。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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