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心理决定因素，并没有连同他本身一并消失；这些心理决定因素常常只是虚假社会在人身上的代言人而已。但正是在现时代，性格类型在权力冲动中找到了它的最佳位置。他们的运动系数和摩擦系数也统统被考虑了进去。名录本身就是个齿轮。每一种冲动，不管它在心理机制上是受约束的，还是非理性的，都明显地被吸收和汲取到了名录当中。包含着反犹主义思想的反动名录已经患上了传统意义上的破坏综合征。他们最初并没有攻击犹太人，只是在他们培养起了一种冲动，并通过政治名录找到了迫害的合适对象的时候，犹太人才成为被迫害的对象。来自经验的“反犹主义要素”(Elemente des Antisemitismus)，由于在名录思想中遗失了自己的主观经验，而失去了作用，但最终它又再一次地被名录本身动员了起来。这些要素即便已经被证明是不合时宜，但它们仍旧为新的反犹主义者带来了败坏的良心，接着又把它们引上了贪得无厌的罪恶之途。正因为个体心理学只能通过社会行为的综合模式才能建立起来，并形成一套体系，所以，当代反犹主义所获得的只是一种居心叵测和无关痛痒的本质。与此同时，一旦犹太商人在经济生活中无法再生存下去，他们就会完全变成魔鬼的象征；所有这些却很容易带来反犹主义的辉煌胜利，有家有口的反犹主义分子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前，变成了不负任何责任的看客，他们扮演要求他们扮演的党徒或者煤气工人的角色，该他们出手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这种极权主义国家的行政体制，力图去铲除在现时代已经显得无关紧要的部分民族，而这个体制本身，也仅仅只是在实施以前早就得出的经济结论。其他劳动部门的成员能够同样地冷眼旁观这一切，就像一位读报者在心平气和地阅读一篇有关灾难善后工作的报道一样。尽管这种特殊性格早就已经寿终正寝了，但也正是由于它，使无辜者遭到了戕害。遭到迫害的犹太人，必须首先被列在繁琐的调查表格的醒目位置上，因为——在晚期工业社会的高压统治下——曾经持有不同意见的敌对宗教已经通过成功的同化手段，被转变成为单纯的文化财富。广大犹太人自身像充满敌意的青年组织一样，特别容易接受名录思想。反犹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变种，必须首先在一定意义上把自己的对象炮制出来。偏执狂也不再根据自己个人受迫害的经历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偏执狂必须在战乱连年和经济繁荣的背景下确定自己的位置，而在此之前，在心理上很容易受到感染的广大民众(Volksgenossen)，会像“病人”一样，从内部和外部对它加以干涉。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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