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在聪明和愚蠢之间就必然会产生一种矛盾。资产阶级的理性要求必须具有普遍性，但同时也设定它的限度。就像在交换过程中一样，每个人都得到他的一份，然而，社会不公的现象还是出现了，所以我们说，交换经济的反思形式是占主导地位的理性，它不仅公正，而且具有普遍性，但它同时也是有所偏向的，它是平等中的特权工具。法西斯主义者注意到了这种理性。他们公然维护着特殊的利益，紧接着又揭示了建立在普遍性上的理性的限度。聪明摇身变成了愚蠢，这就证实了理性的不合理性。
不过，法西斯主义者也为这种矛盾而感到苦恼。事实上，资产阶级理性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而且，正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否定了它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才加快了法西斯主义的步伐。那些在德国独揽大权的人，相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既聪明，也更愚蠢。所以，通往新秩序的进程反而获得了那些对该进程毫无意识的人的拥护：诸如破了产的人，结党营私的人以及笨得要命的人，等等。只要他们的权力能够防止一切竞争，他们就不会犯错误。然而，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法西斯主义者不仅有能力制造错误，而且还会利用目光短浅、顽固不化、对经济力量茫然无知等特点，特别是利用对事物的消极因素视而不见，在估计整个形势中忽视了消极因素等情况，主观上促成了他们内心中期待已久的灾难。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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