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哲学将人性的观念转换成介入到历史本身的作用力的时候，当历史哲学借助这些耀武扬威的作用力，而使人性的观念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些观念一部分固有的内容，即纯真无邪，就被掠夺掉了。如果经济，也就是暴力，不再站在它们一边[18]，那么，它们一直让自己难堪的矛头就会对准所有弱者；在这种矛头中，那些作者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与他们想克服的压制力量同流合污了。历史哲学不断重复着基督教曾经历过的一段历史：善只有听命于苦难的摆布，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存留下来，善也有可能作为一种决定历史进程及其最终胜利的力量，被遮蔽起来。善被偶像化了，成为了一种世界精神或内在法则。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历史直接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试图打破一切事件发展逻辑的)观念本身也被歪曲了。进而，越轨行为的风险也被消除了。表现为权力的软弱无力，一旦再次被这种强大的作用所否定，就会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尽管基督教、唯心论和唯物论本身都包含着真理的成分，但倘若各种野蛮行径都冠以它们的名义，那么，它们就必须对此负责。作为权力(甚至是那些一心向善的权力)的代言人，它们本身也变成了被组织起来的历史力量，并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中扮演了血淋淋的角色：即组织的工具。
历史作为同一性理论的相关物，作为一种可以建构的东西，是一种恐怖，而不是一种善，因此，思想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种否定性的要素。人们对更好的生活环境的渴望如果不是一种单纯的幻想，那么，这种渴望的基础与其说在于，这些生活环境本身得到了保证，比较稳定和明确；不如说在于，对苦难中的一切都缺乏崇敬之情。无穷无尽的忍耐，对表达和光明持久而又审慎的冲动这种冲动似乎能够对某种创造性发展的力量产生稳定和满足的作用都无法像充满理性的历史哲学那样，将一种特定的实践确定为有益的实践，也不能确定为不抵抗的实践。理性的最初表现就是从这种冲动中显露出来的，而且，它也在人们的记忆中得到了反映，在最后的审判中，理性遭遇到了它无法克服的矛盾：一种理性无法摆脱的命运。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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