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人性的纪念碑
人性的老家始终是在法国，而非其他地方。但法国人自已对这一点却不太清楚。法国人的书里，总是充斥着每个人早已熟知的意识形态。生活中，比较好的东西终归会带来一种特立独行的生存状态：比如说，强调语调、讲究修辞，追求美食，当然还有妓院以及铸铁的尿壶，等等。不过，勃鲁姆政府就曾向这种崇拜个人的倾向公开发起了攻击，甚至保守派对保护他们的纪念碑也只是尽了绵薄之力。
十三、犯罪理论[19]
……犯罪的是资产阶级，同样，监禁的也是资产阶级。在中世纪，如果贵族子弟提出了不合理的遗产要求，他们就会遭到监禁。相反，罪犯被处以极刑，为的是告诫民众要遵纪守法，因为这种严厉而又残酷的事例，可以起到一种教育的效果。定期执行的监禁，是以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为前提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受苦受难的生活方式。借用莱布尼茨(Leibniz)的精确说法，现代监狱里一排排单人牢房就是一个个单子：“单子没有窗户，既不可以从外面进去，也不可以从里面出来。偶然既不能被拆解，也不能像经院哲学的可感形式那样游历于实体之外。实体和偶然都不能从外部渗人单子。”[20]单子之间不能相互直接产生影响；它们的生活是靠上帝来规定和协调的。[21]不论是极度的孤独，还是极度的自我封闭，它们的整个存在就是消除物质，不断劳动，它们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幽灵，勾画出了人在现代世界中的生存状态。对同一种毫无希望的虚无而言，极端的隔绝和极端的还原是一样的。监狱中的人，正是资产阶级类型的真实形象，而且他在现实中不得不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类型。这些无法从外部成就自身的人，被迫在监狱里面追求那种令人恐惧的纯粹状态。监狱要想按照理性化的方式生存下来，就需要把罪犯同社会隔离开来，使罪犯得到“改造”，然而这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监狱就是资产阶级劳动世界的终极形式；人们对自己可“欲”不可求的一切都充满了憎恨，这种憎恨把监狱形象塑造成了这个世界的象征。脆弱而又迟钝的个体，必须去忍受生活的秩序，其间，他发觉自己根本没有爱的情感，只有一种发泄在自己身上的内倾的暴力。尽管罪犯极其重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捍卫，但他的人格实际上却显得脆弱不堪；而对惯犯来说，他完全算得上是一个不健全的人。
笔记与札记
\*勃鲁姆(Bt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人民阵线政府总理(1936—1937；1938)。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维希政府囚禁，战后第三次出任总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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