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身体的爱憎，影响到了一切现代文化。身体在被作为卑贱的东西而遭到叱责和拒斥的同时，又作为禁止的、对象化的和异化的东西而受到了追求。文化把身体定义为可以占有的东西；与此同时，文化又把身体与精神、身体与权力和命令区分开来，身体变成了对象，死的东西和“尸体”。在人类竭力贬低他自己的身体的过程中，自然也反戈一击，矛头直接指向人类把自然当作一种支配对象，当作一种生产原料的事实。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残酷和破坏的冲动，是因为集体排斥身体；弗洛伊德就曾根据自已天才般的洞见，对这些事实作出过说明：当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离开地面的时候，憎恶就最先产生了，这样，当雄性动物向雌性动物发情的时候，机体的排斥功能就发生作用。在西方文明中，或许可以说在所有其他形式的文明中，身体都成了禁忌(Tabu)，成了吸引和厌恶的对象。在希腊统治者和封建统治者那里，人们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仍是以统治所必需的体力为条件的。就其本义而言，对身体的关注自有其社会目的(kalos kagathos)。只有一部分是假象；另一部分则是体操，它可以作为保持自身体力的必要手段，或者至少说是一种维护统治的必要训练。商业和运输使这种统治在形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完全转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形式。人们不再生活在刀剑的奴役下，而是受到了庞大机器的奴役，当然，这种机器最终也是能够把刀剑锻造出来的。这样，原来用来促进男性身体生长、使其不断发挥作用的合理手段便彻底消失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浪漫主义曾尝试复兴身体，这也不过是一种死气沉沉、残缺不全的理想。尼采、高更(Gauguin)、斯蒂芬·盖奥尔格(Stephan George)、克拉格斯(Klages)等人已经看到，这种不可名状的愚蠢正是进步所带来的结果。然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揭露原来意义上的不公，反而粉饰了这种不公。对机械化过程的厌恶，已经变成了大众文化工业的装饰，其中，还不能没有各种高贵的仪态。尽管身体和灵魂相互统一的影像已经消失了，但艺术家们还仍然违背自己的意志，用这种影像来为广告服务。从“金色的野兽”到南海群岛的岛民，所有这些偶像化的生命现象，都会被用在为维生素药丸和护肤霜制作的“沙龙电影”和广告招贴画中，只是为了公众的内在需要服务：不管是新奇的人、伟大的人、漂亮的人、高贵的人，还是领袖和他风卷残云般的部队。法西斯主义领袖们再次拿起了杀人的武器；他们用手枪和皮鞭迫害他们的囚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因为庞大的机器以及其货真价实的权力枢纽，已经把国家的牺牲品投入到了他们权力总部的牢房中。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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