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五月风暴”业已表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知识无论对排斥它的人，还是接受它的人，都强加了-个模式、规范和明细表。知识本身早已包含了一种政治趋同性(conformitépolitique)。官方知识总是或者把政治权力视为一个社会阶级内部的斗争的关键(如贵族政治中的王朝争吵，资产阶级中的议会冲突)，或者把政治权力看作贵族政治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斗争的关键，而从未把民间运动当作为争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从而遮蔽了民众为争取权力而斗争的历史、权力实施和维持的真实条件的历史。③马克思在19世纪所做的研究为这种被官方知识所排斥的民间知识的传播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真实的具体的权力实施与知识话语密不可分。福柯正是在权力与知识的游戏中来审视作为治理技艺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注重使用多边利益和效用原则来调控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它想要操控的一切，因而与国家理由的管治治理实践发生决裂。鉴于国家理由的管治总是抱怨“我们治理得太少”，自由主义则信奉“我们不该被过度治理”。福柯发现依据国家理由的治理实践暗含了最优条件下治理的最大化，而自由主义则从社会出发询问“对社会来说为何必须进行治理？”并努力通过思考真相问题来进行内部的自我制约。福柯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阐发了与国家理由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我们才能把握奠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Entretien sur la prison: le livre et sa méthod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752.
② Michel Foucault, “La poussière et le nuage”, Dits et écrits ,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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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Michel Foucault, “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224—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