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主要涉及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针对其特有的人口现象尝试提出合理地解决治理实践的各种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在探讨生命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论述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诞生，关注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和人种等这些与人口相关的重要因素时，福柯始终询问：尊重法律主体和个体创造性自由的自由主义，会以何种规则来重视和管理人口现象及其特殊问题？显然，福柯并不把自由主义看作一种政治理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看作使治理活动合理化的方法和原则。什么是治理活动的合理化呢?福柯的答案是：以最小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获得最大的治理效果。
作为对治理实践的批判的反思，不同时期的自由主义有不同的思想样态，表达了对有关治理术所作的不同批判。18世纪自由主义揭露了经济活动的最佳运转与治理效果的最大化之间的对立和分歧，在对经济活动的治理是否合理这一问题的探讨上，重商主义、官房主义逐渐被重农主义所取代。当然，福柯并没有详尽阐释各种自由主义样式，而是通过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这两个当代事例来展现过度治理是如何被揭露其特有的非合理性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批判纳粹主义、经济统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过度治理，而保护和发展在制度框架和法律框架内形成的市场经济。而美国新自由主义则批判新政政策、战时计划经济和战后宏大经济社会规划所实施的过度治理。虽然这两种自由主义都指出了过度治理所带来的官僚政治、机构臃肿、权力机制僵化、妨碍经济、破坏市场等危险后果，但鉴于德国自由主义诉诸社会干预政策来增强市场对价格的调节，美国新自由主义则把市场机制推广到非经济的社会领域。可按照福柯的说法，无论哪一种自由主义，其合理性所具有的特征就是如何把治理技艺的合理化原则奠基于被治理者的合理行为之上。合理化原则从治理者转移到被治理者，治理对象从法律世界到经济世界直至市民社会，福柯向我们勾勒出了西方治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转型。而政治就是那些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不同治理技艺之间的游戏。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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