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以往学者们往往认为国家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活力，不同形式的国家之间具有传承性和关联性，并在国家内在发展及其机制方面、在国家化的治理术中去探寻极权制度的根源，福柯则拒绝接受这种膨胀主义和连续主义国家观，而把纳粹主义这样的极权制度的根源归于他所说的非同寻常的政党治理术，因为政党治理术的强化导致了国家治理术的弱化。表面上看，极权国家是国家强化、实行国家化的集中体现、最高体现，但从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角度看，政党的强化以人民的名义恰恰弱化了国家。而自由主义针对国家权力实施的连续抵抗，又在弱化国家的进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对国家抱敌视态度，对国家患上了恐惧症，但并未弄清楚自己所敌视、恐惧的“国家”具有何种性质、状态和现实活动。虽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中并未如他所设想的去探讨政党治理术，但他已经认识到人民、国家、政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政党治理术的特殊性、重要性。在国家问题上，福柯向我们展现了其研究视角的独特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思想评论的创新性。
“国家”与“治理”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政治哲学主题。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虽包含丰富的国家理论，却缺乏自主的治理术。福柯并不把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对立起来，而是主张社会主义只有嫁接在自由主义类型的治理术上才能发展和切实有效地运作。但历史和实践同样证明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需要听从国家干预的指令。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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