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制于城市区域、文化背景、社会政治结构等因素，基督教牧领制度在中世纪并未成功地成为一种有效的对人进行治理的实践。福柯强调应从反抗、对抗牧领制度这个大背景下来考察西方权力从灵魂的牧师神学过渡到对人的政治治理。宗教改革和反改革、政治革命、社会斗争、新的政治关系变化以及罗马帝国和教会的解体，都是这个反引导大背景的组成部分。其实，16世纪并没有发生国家功能完全替代教会的牧师功能，反而经过宗教改革和反改革运动，牧领制度在精神和世俗层面都得到了强化，只不过在教会权力之外，出现了另一种非宗教性的权力形式，即有关引导问题的哲学思考和政治思考。引导及其技术问题得到了强化、增大和增加。“人们在16世纪跨入了引导的时代、指引的时代、治理的时代。”②福柯认为16世纪末出现的治理公共事务，既不是上帝对自然施加神权，也不是君主对臣民实施君权，也不是牧师对信徒行使牧领制度。相比于其他权力策略形式，这是一种要做更多事情的治理艺术，这就是以国家名义的理由进行的治理。
其实，福柯在强调基督教牧领制度的东方源头时，并未忽视古希腊罗马的呵护自身的技术对牧领权力的影响。基督教对这种技术的许多要素作了整合、置换和再利用，以便在这样的程度上让它服务于牧领权力的实施，即“对自身的呵护(epimeleiaheautou)本质上变成了对他人的呵护(epimeleia tôn allôn)”①。从古典的对自身的培育(culture desoi)到对自身的关切再到基督教牧师的对他人的关切，这是在伦理层面上展现出来的思想和实践上的传承关系。当然，古典的自身技术在被基督教整合时若不丧失其大部分自主权，就难以符合基督教牧领制度拯救他人灵魂这一目标。虽然牧师的献身精神并无利己的初衷，但就牧师自身的拯救与每一个信徒的拯救休戚相关而言，对自身的关切与对他人的关切在牧师身上就得到了高度统一。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p.20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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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