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基督教会以牧领艺术来对人进行治理，从16世纪末起西方出现了以国家名义的理由来对人进行治理，可以说是综合了古希腊执政官制度的总体化治理和基督教牧领的个体化治理。福柯还是在灵魂拯救、服从、真相这三个主题上来比较国家理由与基督教牧领艺术的差异。福柯举政变这个事例来说明拯救问题。由于国家理由只有国家幸福这个唯一目的，因此，以拯救国家的名义，政变者既可守法，也可违法，只要能维持、拯救国家就行。必须拯救国家这一名义高于任何其他的名义，哪怕是法律的名义。政变者往往是违法者，这通常并不有悖于国家理性。因为“国家理由本身肯定并不与一个合法性或正当性体系协调一致”①。政变也就处在国家理由的范围之内。政变是国家自身的自动表现，人们正是凭借对国家理由的肯定才断言必须不择手段来拯救国家。“因而，政变就成为了对国家理由的肯定，成为了国家的自动表现。”②“因而，政治不是某种应该处于一种合法性或法律体系之中的东西”③，政治是某种与拯救国家这种必要性相关的东西，这种必要性凌驾于法律之上，政治可以把法律当作自己的工具来使用。“因此，并不是治理相关于合法性，而是国家理由相关于必要性。”④国家理由以拯救国家的必要性名义发动政变往往实施暴力，牺牲一些人来保全其他人、保全国家。暴力是国家理由最纯粹的形式。政变、暴力是国家理由压倒合法性的突发性表现和断定。公民的不服从与暴乱和骚动有关。在培根看来，好的治理应该尽可能减少暴乱和骚动的可能性，治理的对象主要是具有很大潜在危险性的民众以及经济和舆论这两大现实要素。国家理由与真相的关系，主要在于治理者必备的知识不只是法律，更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作为构成国家要素的统计学。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认为国家的起源和长久不变的谱系始于一种旨在确立和维护经济自由的经济制度，一种比法律正当性更加真实、具体和直接的政治共识。①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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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268.
③④ Ibid., p.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