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牧领制度基础上崛起的近代国家这种“新牧师权力”有哪些不同于基督教牧领权力的特点呢？福柯指出了以下三点②：首先，鉴于后者旨在个体的灵魂在来世拯救，前者则是确保人们在现世、在健康、安全等方面获得拯救。其次，新牧师权力的经营管理得到了加强，这种权力的行施者不仅有国家机器、管治机构，还有私人风险企业、福利社会、捐助者、慈善家等，不仅有家庭，还有医院等。最后，随着新牧师权力行使者的增多，人们发展了有关人口的综合性知识和涉及个体的分析性知识。凭借众多机构的支撑，几个世纪以来曾经与宗教制度密切相联系的牧师权力突然扩展到整个社会机体，并通过展开一种个体化战术而转变为家庭权力、医学权力、精神病学权力、教育权力、雇主权力等。
福柯发现国家理由的治理在对外关系上制定有限目标，只在确立和维持欧洲平衡，而在对内关系上则设计无限目标，旨在确立起国内秩序和国家富强。法律是国家理由的外部限制原则，而政治经济学则是国家理由的内部限制原则。但无论如何，依据国家理由的原则进行治理，就是为了使国家变得富有、强大、稳固。
当然，个体和个体化这样的纽带还是把近代国家与基督教牧领制度维系在一起了。基督教牧领权力实施的特殊性在于其个体化，它不仅照看个体的一生，还要拯救个体的灵魂于来世。福柯在国家中看到了“一个个体化的母体或牧领权力的新形式”③。福柯思想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通过维系近代国家与基督教牧领这条个体化的纽带而颠覆了传统关于国家与个体之间关系的通常看法。福柯的见解是:近代国家并不是由凌驾于个体之上、漠视个体的身份和存在而发展起来的，国家通过新的个体新形式而整合了个体。
第五章牧领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86.
②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230—231.
③ Ibid., 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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