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近代国家在基督教牧领制度基础上崛起并且个体化权力充当了它们之间传承关系的纽带，那么遍布社会的种种权力关系与国家这个最重要的权力形式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存在于教育、司法、经济或家庭中的种种权力关系不仅并不源自国家，而且还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基础和支撑。这些权力关系虽不来自国家，却又相关于国家，越来越受制于国家。按照福柯的话说，“权力关系逐渐被治理化了，即权力关系以国家机构的形式或在国家机构的保证下逐渐被设计、理性化和集中了”①。
个体与国家不仅并不对抗、冲突，反而任何个体化类型都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如果启蒙精神的精粹在于我们拒绝我们曾经的身份而去想象和确立我们可能的身份，那么，只有拒斥几个世纪以来由新老牧师权力强加在我们上面的个体化类型，我们才能推动主体性的种种新形式。“总之，我们可以说，当今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政治、伦理、社会和哲学问题，并不是设法把个体从国家及其制度中解放出来，而是把我们(nous)从国家和与国家相联系的个体化类型中解放出来。”②这里的“我们”应理解为“人口”。早在18世纪末，活生生的人口就已成为西方国家出于自身目的而加以看管的对象。只要有益于国内的秩序和国家的富强，国家既可以关注人口的健康、出生率和死亡率、安全、财富等，也可以杀戮人口。于是，国家的政治既是生命政治，也是死亡政治。从身体到人口，国家的过度治理引发了民众对国家的恐惧症。无论是基督教牧领制度，还是管治国家的治理术，所谓的“权力拯救灵魂”都只能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Le sujet et l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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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