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与自由也许原本就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落实到作为公民的个体，政治理性批判的当务之急则是设问：我们该如何被治理？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恐怕，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这样的问题很难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现成答案。
三
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纵观其学术生涯，我们可以看到，福柯始终拒斥线性历史观、目的论和因果决定论，历来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习惯于认为历史应该是一个往往具有危机的长长的线性叙事；习惯于相信因果关系的发现是历史分析的顶点，习惯于相信从最严格的物质因果性直至人类自由的或多或少摇摆不定的闪现这样一个规定性等级。①因为语言学研究已经表明，一个经验领域的理性化并不仅仅在于发现并能确定现象与现象之间存在确切的因果关系，而在于揭示逻辑关系，而我们知道逻辑关系并非因果关系。福柯与阿尔都塞一样要把马克思主义从以因果关系为原则的实证主义中解放出来。福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作历史存在论解释，庆幸马克思主义是另外一回事：“总之，在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对人类生存的所有状况进行分析的尝试，作为对构成我们历史的那个复杂的关系集合进行理解的尝试，作为对我们的行动在何种情势下在今天是可能的进行确定的尝试，而继续存在和生存。”②福柯设法在马克思身上发现的，是既非因果关系的决定论规定，也非黑格尔类型的逻辑，而是一种对现实的逻辑分析。③
绪 论
① Michel Foucault, “La philosophie strueturaliste permet de diagnostiquer ce qu'est «aujourd'hui»", Dits et écrits, I, 1954—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582—583.
② Ibid., p.583.
③ Michel Foucault, "Linguis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Dits et écrits, 1, 1954 196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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