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若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触动政治理性的根基权力滥用，而牧领权力和国家理由的治理术只是政治理性的两个效果。不仅政治权力、法律权力，而且牧领权力，也不能拯救人的灵魂。灵魂得由一个人自己主导去拯救，每个人都有权确定自己的身份。虽然作为一个社会人，“不想被治理”，这样的念头不切实际。但我们对治理艺术可以进行质疑、制约和批判。我们，作为政治启蒙的一部分，作为启蒙者，作为现时代的人，该如何抵抗国家政治权力的过度甚至滥用呢？国家治理怎么样算得上是适度的呢？国家治理权力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如何对国家治理持一种批判态度？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我们如何不被如此这般地治理？如何可以不以某些原则的名义、不依照某些程序、不付出某些代价而被治理？
作为社会存在，人们的行为往往是相互作用的，权力关系无疑扎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人们行为相互之间作用的方式多种多样，目的不尽相同，力量关系此消彼长，时而互损，时而双赢。但无论如何，权力作为引领他人行为的行为模式，权力实施的必要条件就是我们作为权力施加于的对象必须是自由的，我们必须有抵抗的自由、拒绝屈从的自由。这说明权力关系双方处于一种张力、战斗关系之中。而社会存在所固有的政治使命就是要分析、阐述和质疑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关系与不可转让的自由之间发生的对抗。
福柯发现以实证科学、完善技术体现出来的理性或合理化与现代社会统治权力之间存在着明显关联。国家作为理性和深层的历史合理性之体现，运用经济和社会合理化程序以及完善的科学技术进行治理。由于理性论证了国家的治理化，因此，理性要对国家治理化以及实施过度的权力负责。我们都是被治理者，因而休戚相关，我们“有权利、有义务奋起反对任何权力滥用，无论谁是其施加者，谁是其受害者”①。我们作为社会人、政治人，作为国际公民唯有满怀信心地从事政治理性批判，质疑权力的真相话语和真相的权力效应才能摆脱自己之屈从于过度权力的状态，捍卫主体之自由和自主的原则。
第五章牧领权力
① Michel Foucault, “Face aux gouvernements, les droits de l'homme",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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