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国家治理
康德在18世纪曾经探讨过“在我们时代，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确定了福柯所说的“自身的技术”的一般框架。康德探讨的这个问题虽然与传统哲学讨论的世界、人、真相、知识等问题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康德并未丢弃先前有关真相或认识的问题，而是把它们当作了坚实的分析领域，即福柯所说的真相的形式存在论（ontologie formelle de lavérité)①。福柯追随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等，也要历史地反思“我们当今是什么？”这个我们自身的问题，并通过历史地分析西方社会中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实践之间的关系，来非常局部地、临时地回答这个变动不居的自身问题。
纵观福柯的思想生涯，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他通过研究癫狂、精神病、犯罪和惩罚，曾经设法表明我们怎样凭借把癫狂者、精神病患者、罪犯等排除在外，从而间接地构建我们自身，那么，从80年代初起，他要致力于探究一个问题：我们怎样通过自古至今发展起来的某些有关自身的伦理学技术，而直接构建我们的身份(identité)。②由于人们自身又是社会、民族或国家的一部分，又是相对于政治共同体而言的个体。因此，福柯聚焦的就是个体的政治技术。
①② Michel Foucault, “La technologie politique des individus", Dits et écrits ,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813—814.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