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既关注个体的生命，又大肆杀戮和毁灭。福柯通过阐发个体与国家之间持久存在的张力关系，揭示了近现代政治结构之政治合理性的这种二律背反。
国家理论是福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考察国家从司法、主权到治理的演变历史，福柯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的治理及其对象“人口”问题上，提出了以人口为主要目标、以安全配置为根本手段的国家治理理论，剥夺了人们通常赋予国家及其权力的那种重要性，阐发了受制于社会市场调节的国家治理的适度性原则，挖掘了国家过度治理以及当代缺乏政治想象力的哲学根源哲学国家和国家哲学，从而开启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宏观政治哲学的微观生物一政治哲学向度。福柯为反对本质主义权力观而把权力关系泛化了，同样，福柯为了反对政治主题的单一化和中心化而把政治主题多样化和边缘化了。福柯的权力分析，福柯的国家理论都无不渗透着其典型的新实证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实质。
第一节国家：从司法、行政到治理
按照福柯的考察，从中世纪直至20世纪，西方依次经历了三种国家：产生于封建型领土权的司法国家，产生于边疆型领土权的行政国家，依赖于人口和经济知识的治理国家。与此相应，西方自然也就经历了主权社会、戒训社会和受制于安全配置的治理社会这三种社会形式。福柯的重点当然是落在“治理”及其主要目标“人口”上面。“如何被治理？被谁治理?治理到什么程度？为了什么目的被治理？用什么方法治理？”也就成了一般治理的问题域。
福柯把“治理”(gouvernement)理解为统领人的行为之技术和程序。治理有多种形式，既有斯多葛主义对人自身进行的治理，又有天主教和新教的牧领神学对灵魂和行为进行的治理，既有16世纪教学法对儿童的治理，又有君主对国家的治理。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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