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治理以国家为名义、以国家为目的来进行，也就意味着国家取代了基督教上帝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所占据的地位，但国家的治理活动这个西方历史上的根本现象是在基督教教士神学、新的外交一军事技术和治安这三者的基础上得以产生的。当然，“治理艺术”(artsdegouverner)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不仅16世纪“以国家为名的理由”(raisond'Etat)而进行的治理实践，而且17世纪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17世纪主权理论的制度结构和心态结构，都阻碍着这个治理艺术的发展。重商主义第一个尝试在政治实践和关于国家的知识层面上行使作为治理实践的权力，但它那以主权者的权势为目标、以主权为手段的制度结构和心态结构却又切切实实地阻碍了治理艺术。在18世纪初重商主义受到清算之前，在整个17世纪，治理艺术都停滞不前。国家主权的框架太宽泛、僵硬，而家庭的范围又太狭小、脆弱无力，治理艺术找不到自己特有的维度。福柯认为只有当18世纪出现人口问题及其相关的货币和农业问题时，阻碍治理艺术发展的障碍才能得到清除。
人口问题是如何能扫除对于治理艺术的障碍呢？这是因为人口的视角，人口特有现象的现实性，都使得经济学(家政学)概念最终有可能摆脱家庭模式、在家庭以外重新获得中心地位，治理问题最终得以在主权的法律框架之外被思考、反思和算计。在重商主义传统中曾经只服务于君主行政利益的统计学，现在则成了这个扫除主权障碍的主要技术因素之一。统计学表明：人口有它自己的规律性，有它自己的死亡数和发病数，有它自己的偶发性规则。人口领域包括一系列它本身固有的总效果，这些现象不能化约为家庭的现象：像重大流行病、地方病扩散，劳动和财富的螺旋形增长。通过人口的迁移、风俗、职业活动等，人口有一些特定的经济后果。由于人口绝对不能化约成家庭，所以，家庭的重要性就比不上人口了，家庭已不是良好治理的空想模型了，家庭似乎是人口内部的要素，家庭是治理人口的优先手段，因为有关人口的信息(关于性行为、人口统计、儿童数、消费等)都要通过家庭才能获得。福柯强调，家庭从模型层面到手段层面的这种转变是绝对根本的，因为人口正是通过消除家庭这个模型，扫除了对治理艺术的障碍。人口既是治理的最终目标，又是治理最根本的手段。治理就是要利用人口领域内所固有的手段来达到人口福利和财富增加、生命延长、健康增强这个目标。“在18世纪，从治理艺术到政治科学、从受制于主权结构的政体到受制于治理技术的政体的转变，是围绕人口因而也是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发生的。”①福柯坚信，自从18世纪至20世纪，治理、人口、政治经济学这三个运动构成了一个坚实的牢不可破的系列，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揭示这三个运动之间深刻的历史联系。
第六章国家治理
① Michel Foucault, “La \*gouvernementalité"",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Ibid. , p.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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