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体从主权到治理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主权和戒训已经不复存在，恰恰相反，正是随着治理实践的进行，主权和戒训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出来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运用自然、契约和公意这样的概念，提出了一种将让位于主权法律原则的普遍治理原则，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福柯要摘除人们习惯于笼罩在国家头顶上的美丽光环，因为国家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不应对国家问题进行价值夸大。“或许对我们的现代性，即对我们的现实性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社会的国家管理体制，而是我所说的国家的治理化’(gouvernemental-isation)。”①自18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生活在“治理活动”的时代。治理活动的问题和治理技术之所以已真正成为唯一的政治问题，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政治竞争的唯一真实的空间，那是因为国家的这种治理化同时就是使国家得以幸存下来的现象。鉴于国家无处不在，力量关系的实施无不遭遇反抗，国家已非无所不能，福柯就把“治理术”视为“特殊的普遍性”，意思是说“一切皆政治”，“一切皆可被政治化”。哪里有政治，哪里就有对治理术的反抗。因此，福柯以为我们只应从治理活动的一般策略出发，才能理解国家的持续存在和国家的界限。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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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La gouvernementalité'",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Ibid., p.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