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治理要适度
自18世纪以来，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和种族等人口现象向治理实践(pratique gouvernemental)提出了种种直至今日仍然是政治和经济的焦点问题。生命政治(biopolitique)就是要使这些问题合理化。这些关键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与“自由主义”这一政治合理性框架密不可分，因为它们是在“自由主义”内部产生并获得其尖锐性的。“治理是否太过?”这成了英国乃至欧洲政治生活的主要议题之一。福柯关心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为尊重个体的权利和创造性自由而操心的体制中，人口”现象及其专门的后果和问题能得到怎么样的说明呢?人们能以何名义并依据哪些规则来管理人口’现象？”②但必须指出，按照福柯的理解，“自由主义”既非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也非社会用来再现自身的方式，而是一种实践，一系列谨防过度治理的原则和方法，它反对在尽可能减少治理成本的情况下旨在使治理效果最大化这样一种为治理而治理的做法。福柯这里讲的“治理”是指通过国家工具来支配人的行为这样的活动。鉴于16世纪的“以国家为名义的理由”(raisond'Etat)，设法在国家的存在和强化中寻找那易于证明日益增加的治理活动(gouvernementalité)并易于控制其发展的目的，18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则认为治理本身并无存在的理由，治理活动必须接受批判。
第六章国家治理
① Michel Foucault, “La gouvernementalité"”,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Ibid., p.656.
②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 1979,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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