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17世纪初寄予厚望的管治国家却在18世纪上半叶发生了转型，管治权力的施加对象从身体转向人口，出现了截然不同于管治国家之治理艺术的全新治理形式。福柯通过经济问题，尤其是谷物流通和谷物公共管治问题说明了这一点。鉴于17世纪的管治要面对和解决城市赖以存在的一整套交换、流通和生产的问题，因此“管治化与都市化是同一件事”①，管治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城市一市场成为国家干预人们生活的一种模式，而18世纪的管治重心则在于农业化和生产间题。18世纪重农主义聚焦于土地及其生产，用农村和农业问题取代了以往管治确定的城市特权以及对市场、交换和流通的重视，它所提出的四个论题在管治体系上撕开了四个口子。首先，农业化压过城市化，生产重于商业。“因此，治理术的根本对象，不再是城市而是土地，不再是流通而是生产，不再是销售或其盈利，而是返回(retour)的问题。”②其次，重农主义怀疑管治管理的原则，而坚持事物可以自行管理自己的进程，无需管治权威的管治，认为管治的管理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再次，重农主义不再把人口本身看作具有绝对价值的财富，也不再把构成人口的个人看作臣民，而是强调人口只具有相对价值，确信人口数量会自行调节，而无需管治的干预。最后，重农主义倡导调节机制在每个国家内部运作，鼓励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国家不再是每个人幸福的原则，全体的幸福不再取决于国家的干预，而是取决于国家放任个人利益机制进行运作和调节，并最终使其服务于大家。“国家是利益的调节器，而不再是一个把每个人的幸福转换为所有人的幸福的超越的和综合的原则。”①从18世纪至20世纪，国家的功能就这样得到了重新定位。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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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344.
②Ibid., p.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