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叶，西方治理史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治理实践从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police)过渡到基于自然现实的自由主义，对治理技艺的限制也不再像在17世纪以前那样来自外部的法律和神学，而是仰仗政治经济学并依据治理的各种目标和治理的各种实践从内部来调整治理的合理性，以确定要做的事(agenda)和不要做的事(nonagenda)，避免治理实践的过度治理。“我认为政治经济学根本上能确保对治理理由作出自我限制。”②显然，基于自然现实并能自我限制的治理理由更贴近现实政治实践。
随着能确保对治理实践进行自我限制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以往由政治主权所统治的臣民在18世纪变成了由治理实践所关注的人口。福柯认为18世纪西方社会政治生活、政治思考和政治科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形成了把人口作为最终目标的新治理技艺。以往国家理由的治理所追求的主要只是国家本身的完善和幸福，是国家的财富，尚不是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口的幸福，人口的财富。只有当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自然本性成为治理理由时，人口的幸福和富裕才会成为治理的目的。当然，说治理理由从国家过渡到自然现实，这并不是说国家理由已经在治理实践中销声匿迹了，而是说国家理由相比于自然现实理由已不再是主要的了，但仍然在起作用。在福柯眼里，即使作为18世纪以来西方政治生活、政治思想和政治科学之核心要素的人口概念也是通过推动国家理由运作的管治这架机器及其实践领域而得以确立起来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é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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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