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然现实理由
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的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凸显成了治理理由从国家转向自然现实的重要契机，因为自然灾害和奸商的囤积居奇造成的食物短缺这个在欧洲持续几十年的灾难直接影响到欧洲居民的生存和政府治理的稳定。自然现实的理由旨在避免治理的过度和不足。福柯把事物的“自然”或性质看成是“治理操作所内在固有的必然性”①，这种必然性既不源自神学超自然的力量，也无关于人的主观意志或共同体的集体意见。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这两种治理技艺对饥荒这个从古至今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道德问题作了不同的处理，体现了西方治理技艺发生重要转型的不同历史阶段。
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初，重商主义秉承国家理由的治理传统，仰仗法律机制和戒训机制，对谷物采取禁止出口、禁止囤积、禁止涨价、限制耕种面积的禁控预防体系，管头管脚，导致农民收入低微甚至破产、食物短缺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的负面效果，而在18世纪，具有安全配置(dispositifs de sécurité)机制之自由和市场活力的重农主义则依据经济活动之自然现实的治理理由，把粮食贸易和自由流通看作经济治理的基本原则，提倡“放任自由”的经济治理思想，从而把粮价维持在一个恰当的水平。谷物的稀缺和昂贵对重商主义者来说是要力图加以避免的，可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却根本不是坏事。“不该把它视为一件坏事，也就是说应该把它看作一个首先是自然的因而其次是既非好也非坏的现象。”②重商主义者关注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市场机制，即依据供求关系来确定产品销售的价格，并不是在市场空间中可能出现的谷物稀缺和昂贵这一现象，而是谷物从播种、培育到收获的各种成本和付出的整个历史。“人们想方设法要加以控制的，正是谷物的现实，而远非是挥之不去的饥荒。”①而谷物的丰产和廉价、谷物的歉收和高价这样的波动就是谷物的现实；鉴于以往的司法一戒训体系总是想方设法要预先避免和防止这样的波动，安全配置则恰恰要重视谷物波动这一现实及其与其他现实要素之间的关系，就是要调节有关谷物波动这个现实，以控制粮食短缺和价格上涨。
第八章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 p.21.
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7—1978,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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