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之所以把18世纪那种新型的治理理由称作自然现实，是因为为安全配置所高度关注的这种现实既没有被抬高，也没有被低估，而只是被确认和接受为自然。由市场机制调节的自然现实不仅体现在产品生产、世界市场和经济行为上，而且还体现在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人”(homoœeconomicus)身上。食物短缺只是一个幻觉，以往重商主义时期出现的食物稀缺及其粮价昂贵“远不是一个现实，一个可以说是自然的现实，而只是某些反常的人为措施本身所导致的反常结果”②，而现在重农主义时期倡导“放任自由”(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要给现实以自由，任由产量增加或减少，任由价格下跌或上涨，寄希望于现实的波动能进行自动抑制(autofreinage)和自动调节(autorégulation)，产量和价格波动幅度不至于过大，于是，就不再有长时期内食物短缺和粮价过高这样的幻觉了。当然，福柯在经济的技术和治理的内部并不否认作为杂多的个人或民众(peuple)仍然受到饥饿的威胁，而只是强调作为政治经济行动主体的集体人口(population)不会遭受饥荒灾难。18世纪中期随着重农主义理论的推广，针对人口的治理技艺就这样发生了重大变化，权力技术也随之发生变革，安全配置也随之确立。于是，福柯反对把重农主义这种政治选择、这种经济调整的规划仅仅视作一种经济理论的实践结果。③欧洲治理实践证明：基于自然现实理由而实施粮食自由流通和贸易这种紧密关注现实的安全配置的治理技艺，不仅为农民带来了丰厚利润，而且逐步建立起应对粮食短缺灾难的有效的安全机制。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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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43.
③ Ibid.,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