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宇宙神学的王国治理遵循一套自然法则，那么，16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治理术则展现了一种人为主义(artificialisme)，而伴随重农主义这种新治理艺术一起出现的是既不同于宇宙神学的宇宙自然性又与国家理由的管治人为性相对立的另一种自然性，是关乎人们的共同居住、生活、生产、交换、劳动等的“社会自然性”(naturalité de la société)。18世纪政治思想所说的“在政治领域内行动就是在自然领域内行动”，指的就是“只投身于现实的这个游戏并与这个现实一起运作”①。福柯强调政治技艺不应脱离现实游戏这一基本原则是与自由主义的放任现实自由这个一般原则深刻联系在一起的。放任现实自由就是“让现实根据其自身的规律、原则和机制在自己的道路上自我发展、前行、遵循其进程”②。18世纪中期的治理理由无疑聚焦于现实的自然和自然的现实，福柯正是在治理技术的更替和转换中来理解这种相关于安全配置且既作为治理之意识形态又作为治理之技艺的自由，这种作为流通能力的自由。对人的治理首先应当考虑事情的本质，对事物的管理首先应当考虑人的自由，应当考虑人们想要做的和有旨趣要做的一切；福柯之所以别出心裁地把这样两种观点关联在一起，乃是因为他发现权力技术只有通过每个人的自由才能发挥调节作用，而与意识形态无关。
福柯比较了国家理由的戒训管治与自然理由的安全配置之间的几点差别③：第一，鉴于戒训机制主要是向心的、封闭的，划定一个封闭的市场空间而充分实施无限的权力，安全配置则主要是离心的、开放的，倾向于扩展至生产领域、消费领域、流通领域及其“经济人”(homoαconomicus)的心理和行为方式。第二，鉴于戒训连续而严密的管治细致入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绝不放任自流，而安全配置则为了达到人口层面上的某个目的而允许自然过程放任自流。第三，鉴于戒训作为法律系统是通过允许和禁止来运作的，并且不断编制允许和禁止的规则，而安全配置则既不规定也不禁止，而是回应某种现实，推动现实要素互动，以期消除、控制或调整现实要素。福柯把现实要素中的这种调整视为安全配置的基本内容。福柯还注意到重农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在关注自然现实问题上与物理学的共通之处。第四，鉴于法律想象否定性的一切，法律是在想象界运作的，戒训补充规定和义务，戒训是在现实的补充中运作的，安全配置则设法使现实的诸要素相互作用，试图在现实中运作，也就是在自然领域内行动。①政治恰恰就在现实的要素中运作，政治只能聚焦于现实这个唯一的给定条件，政治只能基于现实来采取行动。政治学、经济学因同样高度关注物理性的自然现实而被重农主义者们称作物理学。
第八章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①②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 p.49.
③Ibid,, p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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