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戒训机制是先确定规范，尔后再参照规范标准来区分所谓正常与不正常，而安全配置则要考虑并无正常与不正常之分的整体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统计可能的致病率和死亡率，想方设法压低最不利的正常曲线、极为异常的曲线，使得最不利的曲线变为最有利的曲线。通过对安全配置与戒训机制进行区别和对照，并分别归之于城市和领土这两个核心问题及其相应的治理技术，福柯并不像其他学者那样认为马基雅维利开启了政治思想之现代性的思域，而是认为在马基雅维利那个时代倡导保障君主的权力及其领土这样的论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相对照，在18世纪中期安全配置下的权力技术就不再是保障君主权力和划定领土，而是经由允许流通和控制流通来确保人口的安全。如果说戒训机制要确保个体在统治者一臣民这一轴线上彻底服从于统治者，那么，安全配置则仰仗的是“重农主义者所说的物理的，人们一般所说的自然的，或者说现实的要素”①，以期通过现象本身来逐渐消除现象，或把现象限制在一个可接受的界限内。如果说戒训机制每时每刻全景式监视和管治每个个体的方方面面，安全配置则借助于抓大放小的统计学来治理作为整体的人口及其现象和进程。当然，作为安全配置所面对的人口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作为统治者力量组成部分和被统治者施以法律规则的臣民集合了。人口在18世纪经历了从以往的法律一政治的臣服对象到技术—政治的治理对象这样的转变。鉴于17世纪重商主义把经过戒训机制培训、分配和安排的人口视为严格意义上的生产力，认为人口不再仅仅是统治者力量的标志，而且还是国家和统治者力量及其财富的基本源泉，而18世纪的重农主义则不再在统治者一臣民这一轴线上来思考人口问题，也不再把人口视为通过规章、法律和赦令等而服从于统治者意志的法律臣民的集合。“人们将把人口视为过程的全部·应当在这些过程所具有的自然性中并且从这些过程所具有的自然性出发来治理这些过程。”②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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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