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对现实而言，福柯看重的是西方历史上的根本现象，即在牧领(pastorale)、新外交军事技术和管治(police)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的治理化(gouvernementalisation)，而非社会的国家化(étatisation)。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当治理者、为治理者献计献策者，以及对治理进行思考者开始思考国家问题时，当军队、税收、司法这些早已存在的国家机器的要素进入国家这一实践领域时，国家的历史就掀开了至关重要的一页。“国家是一种实践。国家不能脱离一整套实践，这些实践实际上已使国家成为一种治理方式，一种行事方式，也成为一种与治理相关的方式。”①国家既是治理理由的可理解性原则，是某种构想、分析和决定国家要素的本质和关系的方式，又是治理理由的战略性目标，其治理理由之最合理化运作就是为了国家的完整和富强。治理理由受制于国家，治理者根据需要进行合理和必要的治理。很显然，福柯坚持的是国家的治理说，而不认同国家的阶级统治说。鉴于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产生于分工和私有制，国家本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划分了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预言国家最终消亡于国家与社会的真正统一之中，福柯则主要基于国家的社会性(而非阶级性)划分了国家相应于不同社会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凸显社会治理不同于阶级统治的政治维度。与西方社会形态从封建法律社会、戒训社会向人口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福柯治理术理论认为西方经历了中世纪封建领土型的司法国家(Etat dejustice)、15世纪和16世纪的边界型的行政国家(Etat administratif)，17世纪至今人口型的治理国家(Etat de gouvernement)。这同时也是国家的重要性愈来愈缩小的过程。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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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Cours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