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作为由重农主义者提出的新治理术，通过一种新的治理理由来批评管治国家的过度治理，用经济理由来为国家理由注入新内容，赋予国家理由新的形式，从而促使人们对国家的作用和功能进行重新定位。“政治家们的治理术会向我们提供管治，而我认为重农主义者的治理术则会将我们引导到现当代治理术的某些根本线路上去。”①如果说管治主义依据国家理由来治理一群群臣民，那么，自由主义则依据社会自然性理由来治理公民社会。而人们共同居住、生活、工作、生产和交换等就是福柯所说的社会自然性，人口的增加、减少、迁徙、变化以及人口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构成了福柯所说的人口的自然性。国家在负责和治理集中体现出这些社会自然性和人口自然性特征的公民社会时，必须遵从和保障经济程序和人口程序的自然现象，而不再制定一整套随时随地普遍适用的僵硬的、无视自然程序的规章制度进行人为的、盲目的、随意的干预。尊重自由不仅是尊重个人的合法权利，而且还是治理术本身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现在只要真正尊重自由或一些自由的形式就能好好进行治理了。”②社会、经济、人口、安全和自由是福柯所说的新治理术的五个要素。
福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自由主义”一词，它既不指一种单纯的经济学说，也不指一种单纯的政治学说，而是指要求治理理由根据治理对象的真实情况和自然性进行自我限制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换取得最佳限制效果的理论和实践。而自由主义治理理由所追逐的各种利益、多方利益，既是交换原则又是效用标准，自然就囊括了交换和效用这两个方面。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者、英国功利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提出了聚焦于多方利益而非直接掌控人与物的新治理技术学(technologie)。无论是重农主义者，还是亚当·斯密，他们都设法摆脱重商主义的零和经济游戏，并通过市场自由竞争来确立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的自然价格。福柯所说的“自由主义”包括三个方面内容：自由市场、出于效用考量对治理进行限制、欧洲在全球经济市场中未受限制的发展地位，而法律与秩序、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及生命政治又是福柯所说的自由主义的三个论题。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7—1978, Seuil/Gallimard, Paris,2004, p.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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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Ibid., p.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