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最终是要考察人权的革命道路与被治理者独立性的效用估算这两者如何结合在一起。从19世纪初起，人们设法依据治理的效用性来对国家公共权力进行司法限制。这第二条道路(效用的道路)愈来愈覆盖法律道路而成为主流道路，它既体现了欧洲自由主义历史的特征也体现了西方国家公共权力历史的特征。财富需要交换，市场成了交换的场所和真言化的场所；国家公共权力需要效用，人们以效用原则为参照指数来衡量其干预力度。把这两者整合在一起，这是18世纪中晚期以后治理理由进行自我限制所要依据的基本原则。而最能体现此种整合的范畴就是多边利益，因为利益既是交换原则，又是效用标准。福柯断定：“治理实际上就是通过多种利益，操控它所想要的一切：个人、行为、言语、财富、资源、财产、权利等。”①新的治理只关注作为政治现象的各种利益，从而不同于以往君主和大臣的权力之直接控制人和物。从18世纪开始，贝卡利亚倡导的温和刑罚原则也是基于效用原则，惩罚性的治理理由唯一可以操控的就是惩罚犯人对于被害人、对家庭、对社会有何种利益、多大利益。“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在一个正是交换决定了物品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的效用价值以及治理的所有活动的效用价值是什么？”①经济治理应该遵守放任自由这样一种自由主义。我们只有弄清楚与国家理由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才能把握奠基于人口的生命政治。治理实践与真相机制的对接点就在于市场是治理所干预的首要对象，是形成真相的场所和机制。福柯发现在18世纪中期以前，市场是公平、公正的场所，但从18世纪中期起，市场不再是或不应该是公正化的场所，因为人们无法改变市场的自发的自然的机制。人们只有任由市场自行运转时，才能形成围绕产品价值波动的真实价格。市场应该成为真相的揭示者，是真言化的场所，是对治理实践进行证实一证伪的场所。市场应该告诉我们与治理实践相关的真相。福柯推而广之，认为市场、忏悔室、精神病学制度、监狱，都从不同角度涉及一种从一开始就相关于权利历史的真相历史。这种真相历史涉及真言化体制的谱系，而无关于真相或谬误的历史，无关于意识形态的历史。福柯要分析优先体现在话语之中的权利和真相的关系，要揭示出在满足哪些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关于癫狂、犯罪和性的话语是可真或可假的。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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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France, 1978—1979, Seuil/Gallimard, Paris, 2004, 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