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最要紧之处就在于要弄清楚如何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新自由主义把市场既看作目的，又看作原则样式。新自由主义诉诸一系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实施有力的、连续的、积极的干预，它所憧憬的与其说是像重农主义那样的经济治理，还不如说是社会治理。市场经济与社会干预在新自由主义那里并非势不两立，社会政策的制定并不是为了对抗市场经济，而是为了使市场成为可能。社会调节的原则只能是市场。社会政策是作为市场经济在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可能性条件，作为竞争机制得以运转并消除反竞争机制的条件。德国新自由主义所治理的社会并非商品社会和消费社会，而是生产社会、企业社会和竞争社会。这个企业社会“所要构建的经济人，也不是交换之人、消费之人，而是企业之人、生产之人”②。福柯很重视把市场、竞争和企业看作社会形塑力量。而由于企业社会必定相关于以司法制度为公共服务原则的社会，因而企业社会与司法社会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面。于是，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坚持两个重要方针：按照企业模式来塑造社会；再定义依据竞争型市场经济来调节的社会所必需的法律制度，建设法治国家(Rechtsstaat)。随着作为生产者的经济人的崛起，国家因自己并不知晓与经济有关的所有现象而不再是、也不该是经济领域中普遍的知识主体了，而只是确保经济人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经济游戏的保障者罢了。德国新自由主义探索革新资本主义之路，就是确定新型的法治国家的职责在于为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进行形式上的经济立法，而从不提出具体的经济目的，更不参与具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过程。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① Michel Foucault,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Seuil/Gallimard,Paris, 2004, 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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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Ibid., p.152.